12月18日，记者从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以下简称“海洋试点国家实验室”）2020学术年会上获悉，海洋试点国家实验室运行五年来科技创新取得丰硕成果，透明海洋、海底发现、蓝色生命、健康海洋、海洋高端智能装备等重点任务稳步推进。本次学术年会设5个专题报告会场，共有99个专题报告、20个青年学者报告，集中展示海洋试点国家实验室运行五周年取得的科研硕果：海洋观测网“两洋一海”定点观测系统迈入实时化时代，以自主研发的谱系化水下滑翔机、Argo浮标、深海大浮标、实时潜标、声学与电磁传感器等为代表的一批深海观测与探测核心技术与装备取得突破。深海多圈层能量与物质循环理论取得重要进展，公共科研平台支撑能力不断提升，基本覆盖海洋领域重点学科方向和事关海洋科技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海洋试点国家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吴立新表示，五年间，海洋试点国家实验室探索建立理事会管理、学术委员会指导、主任委员会负责的“三会”治理模式，充分体现“去行政化”和机构“扁平化”；打破传统人才管理体制，试行科研人员以“双聘”为主，与协同单位共享科研成果，最大限度激发创新活力。瞄准世界前沿问题、关键核心技术及引领未来发展的颠覆性技术。吴立新说，海洋试点国家实验室自主设立“鳌山科技创新计划”“问海计划”项目，宽容失败、鼓励探索，为重大科学计划的凝练提供预研；探索“盘活存量、开放共享”的大型科研基础设施管理运行模式。此次学术年会上发布的《全球海洋科技创新指数报告（2020）》（以下简称“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海洋科技创新指数得分为66.42分，中国的海洋科技创新综合排名稳步提升，由2016年排名第5位上升至第4位。《报告》综合分析了近5年的指数排名结果。中国由第10名升至第4名，在创新产出和创新应用方面快速提升，由第三梯队跻身第二梯队。美国、德国连续5年稳居前两名。据介绍，《报告》由海洋试点国家实验室与新华（青岛）国际海洋资讯中心联合编制，已连续发布5年。《报告》基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应用及创新环境4个维度，对全球25个样本国家的海洋科技创新情况进行指数评价。根据指数评价结果，2020年全球海洋科技创新指数前10个国家分别是美国、德国、法国、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挪威、英国、荷兰。文章来源：中国网

青岛日报社/观海新闻12月3日讯 近日，由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南半球海洋研究中心主任蔡文炬院士领衔，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黄刚教授团队、南半球海洋研究中心多位专家学者参与的研究团队，在全球变暖对印度洋偶极子事件的影响研究领域取得重要进展，首次发现正位相印度洋偶极子强事件在全球变暖下表现为发生频率增加。该成果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子刊《自然气候变化》进行了线上报道，进一步彰显出海洋试点国家实验室在海洋与气候变化研究领域的重要国际影响力。正位相印度洋偶极子事件是指热带印度洋海温异常的东西向偶极子模态，通常从北半球夏季开始发展，并在秋季到达成熟期。印度洋偶极子通过大气遥相关可以影响东亚夏季季风系统，进而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的降水。具体来说，当正位相事件发生时，罗斯贝大气波列将印度洋发生的异常信号传输到南中国海，产生的异常反气旋将更多的水汽输送到中国大陆南部，进而产生了强降雨；同时，由于在该事件发生期间印度洋热带对流区向西移动，导致澳大利亚降水减少，并形成干旱、高温热浪和森林大火等极端天气；而在东非地区则造成严重洪涝灾害。因此，全球变暖对该类事件的潜在影响一直都是该领域的前沿研究课题。然而，基于气候模式的研究结果表明模式中正位相印度洋偶极子事件对全球变暖的响应缺乏一致性。正位相印度洋偶极子事件发生时海温及环流异常示意图。图片来源：NOAA海洋试点国家实验室领衔的该研究发现印度洋偶极子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系统，正位相印度洋偶极子强事件和弱事件的发生基于不同的物理机制。为了能够更好地描述两类事件，该研究首次建立了代表强事件和弱事件的不同指数，并发现基于新指数的强事件和弱事件对未来气候变化的响应截然不同。全球变暖下，强事件发生概率增加，这是因为热带印度洋西部海温升温强于东部，导致对流区向西部移动，有利于赤道东风异常向西扩张，并激发对强事件有重要贡献的非线性过程；相反，弱事件发生频率会减少，这是因为未来印度洋低层大气升温速度高于表层，导致大气更加稳定，赤道印度洋纬向风变率减弱，消减了驱动弱事件的罗斯贝波。上述研究成果为合理描述不同强度的正位相印度洋偶极子事件提供了符合动力学机制的全新指数，为理解印度洋偶极子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提供了新的视角，对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与制定响应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来源：中国网

11月28日，“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成功完成万米海试并胜利返航。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致以热烈的祝贺，向所有致力于深海装备研发、深渊科学研究的科研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奋斗者”号研制及海试的成功，标志着我国具有了进入世界海洋最深处开展科学探索和研究的能力，体现了我国在海洋高技术领域的综合实力。总书记希望所有致力于深海装备研发、深渊科学研究的科研工作者继续弘扬科学精神，勇攀深海科技高峰，为加快建设海洋强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为人类认识、保护、开发海洋不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重视海洋强国建设，并要求加快发展深海科技事业，推动我国海洋科技全面发展。央视网《联播+》梳理总书记关于发展海洋科技的相关讲话，与您一起感悟总书记的“蓝色信念”。文章来源：中国网

全球塑料产量（百万吨）（1950-2014）（引自Stephanie B. Borrelle等，2020）全球塑料垃圾（非纤维）循环、焚烧和遗弃比例估算（1950-2014）（引自Stephanie B. Borrelle等，2020）全球塑料垃圾产量、循环利用量、焚烧量和遗弃量（百万吨）（引自Stephanie B. Borrelle等，2020）中国塑料制品产量（百万吨）（1989-2019）中国进口废塑料量（万吨）(2000-2018)一、历史上发达国家向海洋排放了大量塑料垃圾，中国为他们的塑料垃圾处置做出重大贡献世界塑料工业的飞速发展始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在1970年世界塑料年产量已高达3000万吨，8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突破了1亿吨，90年代中期超过两亿吨。由于塑料的用途多样，价格廉价，回收利用价值低，人们环境意识差，塑料垃圾也随之从60年代前后产生。80年代以前产生的塑料垃圾几乎全部遗弃，90年代中期更超过1亿吨。这些被遗弃的塑料垃圾中，除部分填埋外，相当一部分排入了海洋环境。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科学家就先后发现美国东部新英格兰近海及马尾藻海中分布着塑料垃圾，这表明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美国家，向海洋排放塑料垃圾的数量已经相当惊人。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科学家又报告了美国西部的外海北太平洋海域环流区域有大量漂浮塑料垃圾。直到1997年美国查理斯·摩尔船长发现了著名的北太平洋垃圾环流带，海洋塑料问题才受到全球关注。至此，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再到21世纪，已经向环境中排放了大量的塑料垃圾，累计高达几十亿吨。以美国为例，二战之后，塑料开始被大量生产。据统计，美国的塑料年产量在1941年仅为231吨，1945年猛增到84万吨。80年代前期，美国塑料产量就已达2000万吨之多，1986年增至2310万吨，占全球总产量的28.5%。此后美国塑料产量继续呈现稳定增长之势，1988年、1990年、1992年、1994年、1996年和1998年分别增加到2710万吨、2810万吨、3010万吨、3410万吨、4000万吨和4360万吨。从1996年起，其塑料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比例就提高到30%以上，1996年以后便一直在4000万吨以上，而且长期居于世界首位，相应产生的进入环境的未合理管控的塑料垃圾也是如此。据报道，甚至到2016年，美国该年仍产生4200万吨塑料垃圾，位居全球首位。尽管美国美国环境保护署一直对外地公布其塑料废物被100%处理，但最新的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2016年美国仅有9%的塑料垃圾得以回收利用，而未被合理管控的塑料垃圾则可高达5%。据此估算，2016年美国排向环境中的塑料垃圾可高达225万吨，其中145万吨分布在沿海地区，并可能进入海洋。因此，历史上美国累计向海洋排放的塑料垃圾数量极其巨大。在中国，60年代末全国塑料总产量仅为年产10万吨左右，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微不足道。此后的70年代，由于北京燕山石油化工公司、辽阳石油化纤公司和上海石油化工总厂等几家大型石油化工企业陆续投产，到80年代初中国合成树脂的年产量才达到100万吨水平，仍然大大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1983年年产量高达7200万吨的水平。中国到2000年塑料产量才达到1000万吨水平，是美国的1/4，而此时全球塑料产量已经超过两亿吨，中国产量仅是其1/20。整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塑料在中国都是宝贵工业材料，大部分用于生产化学合成纤维和工业产品，作为包装等日用消费品占比较低，产生的塑料垃圾基本被回收利用，仍不能满足回收产业消化的需求。同时，进入21世纪，中国开始少量进口塑料垃圾。2004年受伊拉克战争影响，国际油价突破40美元，持续上涨，塑料原料价格随之大幅上涨，为塑料废品回收利用打开了价格空间，中国开始逐渐大量进口塑料废品进行循环再利用。可以说在21世纪以前，中国向海洋排放塑料垃圾极少。由于中国回收产业发达，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进口处理了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的大量废弃塑料，如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等。中国进口的废塑料垃圾从2000年的100万吨左右，快速增长到2006年的600万吨以上。以后平均每年进口塑料垃圾量约700万吨左右，最高时接近900万吨，金额超过40亿美元，约占世界废塑料进口量的60％以上，数量巨大。其中美国出口至中国的塑料垃圾占其总塑料垃圾出口量的80％以上（中国大陆及香港2016年）。2017年美国人均垃圾产量25.9吨/年，生产约84.3亿吨/年垃圾，其中塑料垃圾占13%左右，美国是世界第一大废塑料出口国，中国是进口美国塑料垃圾最多的国家（Raconteur，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 UN Comtrade 2017）。中国在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处理这些进口垃圾的同时，废料产生率（即回收塑料中不可回收物的污染率）达20%-25％，有些高达40%，并留在了中国，中国为此付出巨大的环境代价。西方发达国家却节省了大量废弃垃圾处理的政府财政投入。不仅如此，垃圾的回收和出口也为他们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据统计，2016年，中国共进口了价值近180亿美元的固体废物，其中包括大量塑料垃圾，美国废弃物出口给美国创造超过15.5万个工作岗位。中国为处理他们国家产生的垃圾做出了巨大贡献。二、我国海洋塑料垃圾排放量被大大高估，已获国际上公认2015年美国学者Jambeck等人在科学杂志发表研究论文，依据其模型和假设，把中国列为2011年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塑料垃圾排放国，在全球影响广泛。文章估测2010年全球有480万-1270万吨的塑料垃圾进入海洋。文章是基于海岸线50km范围内的人口计算的各国排放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量，结果显示2010年中国是海洋塑料垃圾排放量最大的国家，把中国排放的海洋塑料垃圾量列全球第一（印尼第二，美国第20位），产生了超过500万吨的未合理管制塑料垃圾，进而造成132万吨-353万吨的海洋塑料垃圾。根据我们对历史数据的利用物质流模型和实地调查数据研究分析发现，中国2011年未合理管控塑料垃圾年产量大约在56万吨，大大低于这一估算结果。笔者2017年11月22日在泰国召开的东盟国家消减东盟区域海洋垃圾大会上见到Jenna Jambeck女士，对她的结果也提出了质疑。实际上据笔者了解，世界上许多国家海洋塑料研究方面的专家对此有质疑。2019年中国生态环境部召集的中美两国学者关于海洋塑料垃圾入海问题的研讨会，也进一步指出这并不符合事实。世界各国学者对全球塑料垃圾入海量有各种不同估算结果，而且基于不同模型的假设和条件都不一样，因此估算出的世界各国塑料垃圾排海量也出入很大。因为没有实测数据校正，对全球的塑料垃圾入海量也非常粗略，大约400万吨-2000万吨之间，而对中国的塑料垃圾入海量估算更是差异大得惊人，在50万吨-350万吨之间，包括2015年Jambeck等人估算的132万吨-353万吨等。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9月18日由美国12家权威塑料垃圾研究机构参与，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英国、英国和印度尼西亚20位科学家在美国《科学》杂志联合刊文（其中也包括2015年Jambeck等人文章的部分作者）。基于各国人口、人均塑料使用量，废物处理和管理水平等数据，重新计算了全球173个国家向水环境中排放塑料垃圾的总量，并进一步使用模型预估了到2030年不同模式下各国向环境中排放塑料垃圾的总量。美国科学家Stephanie B. Borrelle 博士领导这项研究。研究表明，尽管中国人口世界第一，但人均塑料垃圾产生量不到欧美等发达国家的1/6。2016年中国向海洋、湖泊和河流水环境的塑料垃圾排放总量仅排在世界第四位，第一位俄罗斯、第二位印度、第三位印度尼西亚。同时，根据研究模型预测，在全球排放塑料垃圾目标限制在800万吨的阈值模式下，到2030年，中国塑料垃圾排放将进一步减少，排在世界第24位。根据这个结果，如果扣除我国滞留在湖泊和河流水环境的塑料垃圾，向海洋排放的塑料垃圾更少。研究也进一步表明上述著名国际学者已经公开承认他们过去的研究大大高估了中国海洋塑料垃圾排放量。重新估算的全球各国向水环境中排放塑料垃圾的研究结果，认为2016年中国向水环境（江、河、湖、海）排放的塑料垃圾总量为140.5万吨-174.2万吨，但即使如此，仍然大大被高估。研究中的主要估算方法与Jambeck et al. （2015）中所用思路一致，如下：Ec,t,s=Pc,tWc,tβc,tRc,tMc,t,s（1-ρc,t,s）（1- c,t,s）其中P为人口数量，W为人均垃圾产生量，β为垃圾中塑料垃圾的比例，R为排放比例，M为不当处理垃圾比例。c为国家，t为年份，s为情景。随着关注的增加，总塑料垃圾的产量会减少（ρ），不当处理垃圾比例会变化，排放到环境中的比例也会变化。在以上数据中，人口数量较为明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人均垃圾产量、垃圾中塑料垃圾比例、不当处理垃圾比例主要获取自世界银行报告。向环境中的排放比例则是依据各国单位陆地距离水环境的距离估算所得。各参数中，以中美两国为例，我国与美国在全球中的水平如下：首先，人口数据较为明确，中国人口居全球第一。其次，人均塑料垃圾产生量我国人均居于世界较低水平（0.43公斤/天），显著低于美国（2.23公斤/天）。第三，塑料垃圾比例我国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为10%，低于美国的13%。第四，垃圾进入环境中的比例，我国处于世界偏中下水平，低于美国。最后，不当垃圾处理比例，这一研究引用世界银行的报告，我国为23%加2%，该比例被修正后，显著低于 Jambeck et al. （2015）文中的 74%加 2%。依据我们的研究，此数据对我国仍然存在较大的高估。根据我国住建部发布的《2017年全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我国城市和县级市县垃圾未处置率分别为1.00和3.89，基本上接近欧美国家水平。建制镇和乡分别为12.81和27.01，但覆盖人口相对较少。另外，我国的自由拾荒者未被考虑在内，所以建制镇和乡也应该低于统计年鉴中的比率。因此，我国城乡平均垃圾未处置率应该大大低于26%的水平。根据全国城乡人口比率，估算合理的全国城乡垃圾未处置率应该在3%-8%之间，如果我们把不当垃圾处理比率合理设定为7%左右，则2016年中国向水环境（江、河、湖、海）排放的塑料垃圾总量为37.83万吨-46.90万吨，均值为42.43万吨。扣除江、河、湖的滞留，进入海洋的不足其1/3，即不到15万吨。而且，目前中国的垃圾收集、处置水平不断提高，排海塑料垃圾已经大大消减，处于较低水平。2020年10月30日美国科学家Kara Law等最新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子刊《科学—进展》论文中又提供新的数据。按美国2016年未管控固体垃圾比率2.98%、其中塑料垃圾13.1%计算， 2016年美国是世界上产生塑料垃圾数量最多的国家，达到4200万吨。按美国沿海地区人口1.1794亿人计算，排入海洋环境中未合理管控塑料垃圾量可能高达145万吨，排在世界第三位。第一位是印度尼西亚，第二位是印度，第四位是泰国。中国被排在了第五位，产生107万吨未合理管控塑料垃圾，这也大大高估了我国沿海地区塑料垃圾的排放。总而言之，由于中国的未管控塑料垃圾组成与国外有很大不同，而且自由捡拾者收集了大部分的塑料瓶等易回收塑料，因此，中国未合理管控塑料垃圾中此类塑料垃圾数量较小。同时，中国沿海地区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城市化水平高，据我国统计年鉴数据和沿海地区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比例，估算中国沿海地区未合理管控塑料垃圾比例在4.3%左右。我们根据Kara Law等的模型，按中国沿海2.7094亿人口计算，未合理管控塑料垃圾比例为4.3%，未合理管控塑料垃圾量18.3万吨。如果按照我国未合理处置垃圾比例7%为依据估算，中国沿海未合理管控塑料垃圾量为29.8万吨，仅排在世界第15位。三、我国河流塑料垃圾实际排放量远低于模型估算关于中国陆源河流排放海洋塑料垃圾量的问题，主要由于以下三篇在国际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而引起世界关注，并被大量引用。最具影响力的是前面提到的Jenna Jambeck等2015年在Science发表的论文“Plastic waste inputs from land into the ocean”。虽然不是直接讲的河流塑料垃圾排海问题，但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河流塑料垃圾是海洋塑料垃圾的主要输入源。因此，国际上认为中国主要河流入海塑料垃圾通量一定世界最高。2017年， Laurent C. M. Lebreton等人在Nature Communications发表论文“River plastic emissions to the world’s oceans”，利用模型的方法，估算了全球前20条输送海洋塑料垃圾最多的河流，我国本土河流占7条。估测西江、东江、长江和珠江年度总计会输送43.6万吨的塑料和微塑料垃圾，长江以每年输运31万吨-48万吨的数量，成为全球输运塑料垃圾量最大的河流。随后，另一篇由Schmidt C 等人估算河流输送塑料垃圾量的文章“Export of Plastic Debris by Rivers into the Sea”2017年发表在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上，估算了全球塑料垃圾通量最大的前十条河流，我国河流有4条，长江输送量为15万吨-154万吨每年，输送通量也是全球最高，而且最低量到最高量差距巨大，令人质疑。在具体各国排放塑料垃圾量没有进行实测的情况下，仅凭文献调研得到的数据结合模型进行估算，结果是不可信的。以上这些结果从科学角度而言，都是有漏洞的，估算值缺乏科学性，是不准确且严重高估的，给世界造成了中国与全球海洋环境持续恶化有关的印象。笔者认为，在具体各国排放塑料垃圾量没有进行实测的情况下，加之当时的监测方法也不成熟，仅凭模型的估算，结果肯定不能令人信服。因为这类研究是基于文献数据和模型对全球河流入海的塑料垃圾排放量进行估算，他们依靠很多复杂环境参数的假设条件的成立。然而模型中的这些条件与实际环境状况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偏差。其模型假设的主要问题在于：一是上述研究均基于研究区域的不当垃圾处置量，来推测研究区域的入海塑料垃圾含量。然而这些不当垃圾的塑料含量及其中输入海洋塑料垃圾的比例在不同地区和国家都会不同。二是塑料垃圾输入河流的量随季节而差异很大，长江口这种半日潮河口，由于咸淡水相互交换，其水文条件在四季的变化十分复杂，海源塑料垃圾对河口内的贡献势必对塑料垃圾量的估算有较大影响。然而文中的模型仅简单将一年不同时段的水体通量比例等同于不同季节河流中塑料垃圾比例。例如长江口的塑料通量是根据7月份做的一次微塑料检测含量和水体通量来推测全年其他月份的微塑料含量（Zhao et al.2014），这种假设太过简单，本身也存在方法学问题。如当时是用32微米滤膜过滤了20升水，其中过滤出了大量衣物纤维，而这些纤维与大的塑料垃圾没有任何直接关系。三是模型计算数据引用研究文献的采样方法十分繁杂。例如长江河口采集水样，随后32微米滤网收集样品，而其他研究多是采用333微米的拖网采样。Barrows et al. （2017）指出直接采集水样比托网采样收集的微塑料浓度高3个数量级。这样就严重低估了其他地区的塑料密度。模型中把文献（Eriksen et al. 2015）对大洋微型和大型塑料垃圾的比例用作河流中的微塑料和大型塑料的比例，这样太随意，甚至每条河流微塑料和大型塑料之间可能都没有相关性或相关性很弱。而他们利用来自Erikson在海洋调查中微塑料与大塑料的换算比值0.04，以及根据推算出来的重量比系数约0.44，进一步估算出的长江以每年输运31万吨-48万吨塑料垃圾的数量；同样， Schmidt C 等人也是因类似问题导致对长江入海输送量为15万吨-154万吨每年的高估。为了更准确地估算我国河流入海塑料垃圾通量，我国在2017年-2018年，对长江口及邻近海域开展了连续3个季节的悬浮微塑料监测，并在2019年洪季对长江口、珠江口、黄河口、钱塘江口、辽河口、海河口、灌河口、椒江口、瓯江口、闽江口、九龙江口进行了悬浮微塑料的监测。在2019年7月10日-21日的长江河口微塑料观测中，考虑到河口内的水密度分层强度与微塑料浓度显著相关，潮汐作用显著影响微塑料浓度，采用了多船的同步、大小全潮、多要素、全水深、多方法联合长江入海大型塑料和微塑料通量联合观测，期间正值长江第一次洪峰经过，获得了大量宝贵数据。该航次在长江口进行的各种体积、孔径的塑料垃圾和微塑料全面密集观测，是国际上河流塑料垃圾通量研究中首次开展最全面通量研究，可以精确定量河流塑料垃圾和微塑料通量，并建立这些塑料间的浓度关系，同时在方法学方面进行验证，为河流通量观测方法学确立和制定未来标准研究方建立基础。估算结果显示，2017-2018年三个季节长江表层（30厘米水层，60微米孔径过滤）微塑料通量每年有16万亿-20万亿个微塑料颗粒通过长江表层进入海洋，总重量约为814.6-1013.0吨/年。而依据Lebreton et al.2017 （Nature Communication）的模型计算长江口表层30cm的微塑料年入海量为1878.8-2909.1 吨/年，如果以大塑料与微塑料的重量比为2.2%估算（Lincoln Fok 2017），2017-2018年我国长江年输送塑料垃圾量3.70-4.60万吨。由于衣物纤维包括在内，所以这个数据仍然偏高。2019年洪季，我们采用Manta实测长江口30厘米水层采样，考虑到潮汐过程的影响，分析结果为每天16.90吨，进一步估算全水层年通量0.62万吨。2020年夏季长江流域遭遇特大洪水，更多塑料随洪水冲入河流。我们根据2020年洪季表层5米水层的多联网实测结果数据计算，考虑到潮汐过程的影响，长江口超大洪水期（7月）塑料垃圾5米水层每天通量在60.58吨，进一步估算全水层长江口塑料垃圾年通量不会超过2.21万吨。同时，我们采用Manta作为对比观测，考虑到潮汐过程的影响，长江塑料垃圾日通量为68.74吨，进一步估算全水层长江口塑料垃圾年通量不会超过2.52万吨。在2019年夏季，我们同时对中国的辽河、海河、黄河、灌河、钱塘江、椒江、瓯江、闽江、九龙江等10条河流的河口微塑料采样，分别在河口内、河口处、河口外采样，并计算微塑料入海量。由于珠江经由多条水道入海，珠江微塑料排放量是采集珠江各个口门内微塑料获得浓度信息，根据每个口门流量占珠江流量比例分别计算出珠江各口门排入海洋中的微塑料量，各口门数据相加获得珠江微塑料总排放量。结果显示，中国的10条河流微塑料年入海量大约为126.40吨-167.41吨，塑料垃圾的年入海量在0.575万吨-0.76万吨。实测结果充分表明我国河流塑料垃圾实际排放量远远低于西方学者根据模型的不恰当估算，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我国塑料垃圾总体入海量被大大高估的事实。四、中国负责任有担当，新政策措施建议的实施，将大大消减中国的塑料垃圾量中国正在开始大幅消减各种沿海渔业生产活动和船舶运输等产生的塑料垃圾，当然也包括河流、湖泊的渔业和运输活动，并制定相关塑料垃圾管控政策和措施，严格执法；完善中国城市、乡村的垃圾收集分类管理；设计、生产和使用更加环保的塑料制品，限制一次性塑料产品的使用等。同时，今年1月1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明确到2020年，率先在部分地区、部分领域禁止、限制部分塑料制品的生产、销售和使用。中国将按照“禁限一批、替代循环一批、规范一批”的思路，加强塑料污染治理。接着，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等九部委联合发出《关于扎实推进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至此，一场遍及中国各省市各部委的塑料污染治理行动拉开了新的序幕，这将大大加速中国塑料垃圾量的消减。预计在2020年，中国海洋塑料垃圾将减少到10万吨以下。五、中国积极开展和促进消减海洋塑料垃圾方面的国际合作中国在塑料垃圾污染比较严重的亚太区域，与亚太国家一道持续在应对海洋塑料垃圾和微塑料污染方面开展有效合作。2017年4月，中国与亚太国家科学家一起发起了全球首个海洋微塑料区域国际合作研究项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科学委员会西太平洋区域海洋微塑料来源、输运和归趋研究项目”，与亚太十余个国家科学团队开展海洋塑料污染联合研究。通过发挥区域协同作用，目前已取得了诸多重要成果。中国举办了一系列应对海洋塑料和微塑料污染的国际性学术和培训会议，让国际学者了解中国海洋塑料垃圾污染的实际情况，并倡导制定海洋微塑料监测方法，极大推动了亚太国家海洋微塑料污染监测、研究和应对。同时，中国也与亚太各国一道,积极赞同在IOC/WSETPAC成立工作组，合作开展亚洲和西太平洋地区国家海洋输送塑料垃圾通量研究，全面掌握亚太区域主要河流真实的塑料垃圾输出入海通量，而不是依赖估算的结果。2019年生态环境部组织中美两国科学家就海洋塑料垃圾入海量问题进行研讨，让美方了解了我国在消除海洋塑料垃圾方面的努力和我国真实的海洋塑料污染状况。2019年4月，中国在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科学委员会海洋塑料垃圾和微塑料区域培训与研究中心”，目的是进一步提升亚太地区国家海洋塑料污染问题的研究水平和能力建设，服务联合国环境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委托承担“海洋垃圾热点评估方法”的编制，并应邀在联合国第四届环境大会向全球做介绍，计划在2021年开展亚太区域国家海洋垃圾热点评估试点工作。我国还在UNEP、UNEA、UNESCO-IOC/WSETPAC、APEC等国际组织开展各种消减海洋塑料垃圾的国际合作。这些都是推进中国与国际社会在消减海洋塑料垃圾方面制定进一步行动计划的努力，以达成未来全球海洋塑料垃圾零排放的愿景。原文链接：http://ocean.china.com.cn/2020-11/18/content_76922155.htm

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3002号(资源环境154号)提案答复的函康耀红委员：　　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提案第3002号《关于启动“南海大科考”行动的提案》收悉。经认真学习研究，我部认为本提案聚焦南海观测体系建设和资源环境调查，对助力海洋强国建设意义重大。现结合提案建议条目，将国务院相关部委及海南省人民政府已开展的工作和下一步计划，反馈给您。　　一、已开展工作　　“十三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在南海区域开展观测和海洋综合调查活动。开展首次全国珊瑚礁生态现状调查，编制形成全国珊瑚礁分布状况调查报告，为珊瑚礁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提供重要基线数据。在南海完成了两次天然气水合物试采，累计产气170万立方米，攻克了深海浅软地层水平井钻采关键核心技术，实现了由探索性试采到试验性试采的跨越。　　生态环境部稳步推进南海岛礁及周边海域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在永兴岛建成西沙群岛大气环境综合监测站，在美济礁建成南沙岛礁大气环境综合监测站、启用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执行西沙群岛主要岛礁及近岸海域海水、沉积物、环境空气等环境要素在内的年度业务化监测工作。组织开展了三沙主要岛礁生态环境年度调查，制定针对生态脆弱性的管理方案。　　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了南海近岸渔业资源和产卵场调查、海洋牧场建设和跟踪调查，支持相关单位开展珊瑚礁相关调查研究。联合十部委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若干意见》，支持南海发展深远海养殖。　　海南省人民政府稳步推进南海重点海域天然气水合物勘察开采先导实验区建设，推进南海油气勘查开采管理试点工作。　　二、下一步计划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及海南省人民政府，将根据各自职责，开展新一轮的南海资源环境调查，进一步完善南海区域海洋观测网，助力海洋开发和海洋强国建设。　　（一）建设新一代南海综合观测体系。　　提升南海区域海洋立体观测能力，加强风暴潮、海浪、赤潮、地震海啸等海洋灾害的预警能力。　　（二）开展南海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综合调查。　　系统开展南海海洋生态保护和海洋环境监测工作，开展南海海域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的调查、监测工作，满足海洋、海岸带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需求。完成海洋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优化调整，积极推进第三次全国海洋污染基线调查，掌握南海生态环境基本情况。继续组织开展南海深远海养殖、海洋牧场等相关工作。　　（三）开展油气和天然气水合物资源重点调查。　　开展南海海域天然气水合物勘查试采，推进南海油气资源调查，梳理并解决我国海域关键基础地质问题。　　（四）支持南海区域积极开展“南海大科考”行动。　　充分发挥海南当地的资源和地域优势，继续推进南海区域重大工程建设，助力新一轮的南海资源环境调查和综合观测体系建设。　　感谢您对南海科考的关心与支持，希望您继续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自然资源部　　2020年8月31日来源：海洋知圈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和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联合承担的科技部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中国海海洋地质系列图编研”项目开花结果。项目成果之一，1:300万比例尺《中国海海洋地质系列图》出版发行，实现了中国海全海域海洋地质基础图系的更新换代，是该学科领域的成果集大成和重要里程碑。《系列图》由海洋二所研究员吴自银和青岛海洋所研究员温珍河共同主编，两家单位的30余名科研人员历时近8年研编而成。《系列图》包括海底地形图、海底地貌图、海底沉积物类型图、空间重力异常图、布格重力异常图、地磁异常图、海底资源分布图和地质构造图共8类16幅专题图件，同时配备了共计8章近10万字的详细编图说明书，对编图数据来源、技术方法、各要素的基本特征、分布规律和成因机制进行了详细论述。据温珍河介绍，青岛海洋所负责编制了海底沉积物类型图、空间重力异常图、布格重力异常图、海底资源分布图4幅专题图件，以及系列图地理底图的编制、地质构造图的参与编制。为保证《系列图》编绘数据的可靠性，《系列图》主要使用了自1990年代以来我国采用高新科技手段获得的高精度海洋地质与地球物理资料的最新实测成果，同时收集和整理了历次国内外有关调查研究资料，对不同来源、不同年代的数据资料均进行了数据的校正、改正和归一化处理，在质量评估与统计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了数据的网格化成图。温珍河介绍，上一次我国管辖海域的系统性编图是1992年由刘光鼎院士主编、青岛海地所牵头组织的1:500万比例尺《中国海区及邻域地质-地球物理系列图》。这套包括了地形图、地貌图、空间重力异常图、布格重力异常图、磁力异常平-剖面图、地球动力学图、地质图、大地构造图和新生代盆地图等9种专题图件的经典图系，迄今仍在广泛流传使用。此次《系列图》的编绘，在调查比例尺、数据质量、分辨率和定位精度等方面都大为提升，将为涉海相关行业提供更加可靠的科技基础资料，为海洋资源开发、海洋权益维护、海洋生态维护与防灾减灾、陆海统筹管理与规划等方面提供重要参考。据悉，除《系列图》出版发行外，海洋二所和青岛海洋所还按科技部要求提交了图形数据库，共同出版了《中国海海洋地质》专著以及发表相关论文 24篇，圆满完成了2013年联合立项的“中国海海洋地质系列图编研”项目。原文来源：中国网原文链接：http://ocean.china.com.cn/2020-10/27/content_76844435.htm